约翰伯格煽动者博学家抑或一位有农民经

年，约翰·伯格离开了英格兰，这并不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放弃某种生活方式，转而开始另一种。假如伯格在那时停止了写作，那么我们所记住的，将只是为《新政治家》（NewStatesman）撰稿的那位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评论家。伯格在这份倾向于工党左派的周刊里所写的文章大胆、激昂、坦率，却也文雅简洁（有论者评道：“不露怯，但也不装腔作势”），这些文章是社会主义文化意识在英格兰最重要的一个传播渠道。这些笔战处于激烈的十年冷战时期，即便之后变得黯淡，也已经在一代人身上留下了它们的印迹。

当然，伯格没有停止写作。直到搬到欧洲大陆之后，他才开始沿着自己所创造的独特道路前行。他先是在日内瓦住下（曾在巴黎和吕贝隆短暂居留），后来搬到了上萨瓦省的乡下。他的主题覆盖自然、政治和艺术。他的工具是笔、画板和摩托车。他创作小说、散文、民间故事，还有那些无法归类的所谓创造性非虚构作品。他也曾参与创作电影、摄影书、戏剧、广播。伯格曾说，他离开英格兰是为了摆脱英国新闻界的束缚。在年去世之前，他就已享有世界长老的地位。

英国新闻界对伯格的新身份没有表现出多大的热情，也不承认他的建树之大。乃至于已经过去半个世纪，在他们看来，伯格依然是刚离开祖国时的那个放肆的煽动家。伯格逝世于年的第二天，距离唐纳德·特朗普入主白宫、英国公民投票退出欧盟，仅仅过去了几个月。伯格的作品与当时的历史现实的某种更深刻的联结，依然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一连串的讣告在悼念他时，大多采用新闻报道式的陈腔滥调——“有争议的”。这些讣告将伯格描绘成一位因政治争议激怒了策展人和教授们的文艺评论家，一位在年嘲讽布克奖委员会并将一半奖金捐给了黑豹党的小说家，一位用《观看之道》猛烈抨击肯尼斯·克拉克爵士（SirKennethClark）的电视节目主持人。

媒体总是喜欢论战，而伯格也乐意参与其中。他们说，伯格确实是一个执着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自我标榜的革命分子，为此他甚至离开城市与农民生活在一起，但是，他那些关于艺术的文字也的确非常动人。现在他以九十高龄去世，可以收获赞美了。昔日的论战一旦退到历史阁楼之中，先前的斗士就可能因他们的理想而被铭记，那些理想或许不切实际，但充满生机。这就好像功成名就的人拍拍前竞争对手的后背，以示安慰。过去似乎遥不可及，而事实上，属于过去的那些被忽视的能量却冲击着那个早晨的新闻头条。

《约翰·伯格的三重生命》，[美]乔舒亚·斯珀林著，李玮璐译，世纪文景·上海人民出版社年8月版

离开英格兰，是伯格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决定

《约翰·伯格的三重生命》这本书反其道而行：过去存在于当下，过去的故事还活着。尤其是对像伯格这样的作家来说，历史的意义和希望的原则年复一年地督促其前行，他作品中的思潮如今还在继续传播着。这些作品超越了其自身，是多元的、紧连在一起的、互相交叠的。摸索这些作品的轮廓，弄清它们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也就是在所有外延的方向上探索半个世纪的景观。那些论战虽然很吸引眼球，但它们只是一段更长的旅程中的弯路。在论战的背后，还有更为复杂的议题，既是历史的也是个人的，而报纸并不打算报道这些。

举例来说，伯格去世时所处的住宅位于法国首都约10公里以外的地方，是一处宽敞明亮的郊区公寓。公寓属于一位苏联出生的作家——内拉·别尔斯基（NellaBielski）。伯格爱慕这位女士，与她合写过剧本，也翻译过她写的小说。几十年来，伯格来回折返于此处和往东几小时路程以外的另一处住宅，也就是在阿尔卑斯山脚下的一个被农田和牛棚环绕着的瑞士农舍。那是一个老旧的农屋。在那里，伯格同另一位他同样爱恋的女士贝弗莉·班克罗夫特（BeverlyBancroft）一起居住。贝弗莉是美国人，她与伯格结婚几十年，是伯格第三个孩子的妈妈。虽然《约翰·伯格的三重生命》不会把太多目光投向传统传记通常会涉及的私人领域——这本书中几乎没有寻医问药或家庭纠纷，只是偶尔尝试去探究人格面具和心理状态之间的差距——伯格这样的生活安排下暗藏着的双重依恋，象征了某些更深层次的东西。他的作品远不止挑衅。他的作品里还有张力和多元性、律动和激情。

伯格曾经谈及德国出生的剧作家彼得·魏斯（PeterWeiss）（同为共产主义者、流亡者、从画家转行的作家），他说魏斯的自传体小说“并不关心揭露作家的私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的隐秘差异；而是痴迷于作家的私密自我与他所处时代的那些史无前例的事件之间的联系”。《约翰·伯格的三重生命》为同样的痴迷所驱策。其出发点在于这样一个信念：虚构作品可以具有政治色彩，就像评论文章也能充满想象；并且，树立一面历史透镜，便能重新聚焦未来。伯格曾经说过：“我们所过的，不仅仅是自己的生活，同时也是我们这个世纪的渴望。”

因此，《约翰·伯格的三重生命》着眼于两个方面。一方面试图提供一个更全面的图景，描绘伯格的个人发展，以及他在许多创造性蜕变当中历经的险途。另一方面，通过伯格和一系列政治分水岭，探讨那些困扰了一代人的更大的问题：艺术的目的、自由创作的本质、献身的意义，以及现代性与希望的关系。直到如今，这些问题依然困扰着我们。当34岁的伯格离开英格兰和他在《新政治家》的职位时，他进入了这样一个行动领域，在那里，这些跨越时间、跨越亲密与经验的圈层的联系，都开始摆脱短暂因果联系的铁律。伯格声称他搬到欧洲大陆是为了成为欧洲作家。但他最终成了人文主义左派的精神领航星：他是良心的守护者，也是他那一代人当中最具全球意义的声音之一。

什么是文学？为何写作？为谁写作？德国的坦克才从法国撤退，萨特在期刊《摩登时代》（LesTempsmodernes）里面就提出了这些著名的问题。虽然只流行了一小阵，但是，推动这些问题的想法和感知，它们所投下的阴影，对于伯格来说却是始终不变的事物，而那时候，年的精神已经以其他方式传播了很久。也许出于这个原因，伯格可能是回答上述问题的最佳向导。审视他的生活和作品——尤其是作品——可以拓展我们的认识：在现代，成为一位以写作为业的作家意味着什么。这个时代充满了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巨大的政治压力、持续的文化战争和为了信仰的长期抗争。这么多年来，这些问题从来都不仅仅只是设问句。

萨特本人，或者之后的阿多诺，他们的思考都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但是在伯格看来，有些选择不是仅仅通过推论就可以做出的。献身也从来不仅仅是个人可以随意采用的某一种态度—像一个姿态或一个立场。献身远非赞成或反对。献身需要努力、决心、坚守和牺牲。它需要时间来显现。

离开英格兰，是伯格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决定。“被遗忘的五十年代”——人们曾经这样称呼——就像一个徘徊在回忆半路的插曲，这时战争已经结束，摇摆的六十年代尚未到来。用画家约翰·布拉特比（JohnBratby）的话来说，“被遗忘的五十年代”充满了“配给册的色调和情绪”、“战后普遍的悲伤压抑的气氛”。这个历史时刻距离我们的时代很近，同时也很遥远。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五十年代，新的禁忌与新的自由产生了对抗，而且，艺术和政治变得不可分割，这点常常让人感到沮丧，同时也导致艺术和政治之间产生了种种矛盾的纠葛。当伯格从他的原始土壤中破土新生时，这些纠葛也成了他那卓越出众的事业的隐藏根基。如果没有这种根基，那他在背井离乡时所做的一切都将难以理解。

约翰·伯格

战时英国大后方和战后重建的集体精神，滋养了伯格的文化信仰

如果说离开英格兰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那么仅次于此的第二重要的决定就是在16岁时逃离学校改学艺术。年的篝火之夜，伯格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是早慧的学生。如同许多背景和他相仿的英国男孩，并且考虑到他早期的学术天赋，几乎理所当然的是，伯格有一天会在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学习，然后像他父亲那样，……从事一份管理会计一样体面的工作。他的母亲米里亚姆（Miriam）曾力争妇女选举权利，他的父亲斯坦利（Stanley）原本打算成为英国圣公会的牧师。年战争爆发，斯坦利就参军了，服役的四年期间，他坚持以初级军官的身份在前线服务，甚至在战役结束后留下来帮助埋葬死者。不过，当他们组建家庭时，这对夫妇定居在了斯托克纽因顿的中产阶级郊区。

米里亚姆成了全职母亲，斯坦利则娴熟地掌握了正统的英国绅士所应有的风度,正如伯格后来所描绘的那样，“一个非常正直且有尊严的人”；但同时，由于担任成本和工程会计师协会的会长，他也是“形形色色的骗子和强盗的代言人”。从各方面记录来看，斯坦利在战争中遭受了很深的精神创伤。虽然他对此沉默不语，但这种隐性的创伤还是在他两个儿子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约翰有一个哥哥）。伯格既同情父亲的痛苦，也气恼父亲的沉默，两种情绪交织之下产生的困惑，激发了《约翰·伯格的三重生命》中一个反复出现的母题——伯格同一系列英国式导师和父亲形象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可能包括他与英格兰本身的紧张关系。这些关系并不自在，交替着深情与冲突。后来他在一首诗《自画像：—》中写道：“我出生于死亡的光景之中／在芥子气中裹紧／在防空壕中喂养……我是适合英雄们生活的世界。”

6岁时，伯格被送往寄宿制学校，最初是在吉尔福德郊外，后来去了位于牛津郡的圣爱德华学校。在访谈中，伯格对于孩童时期总是保持沉默，只强调他的家庭的孤独（他经常将自己比作孤儿），以及随后的英国寄宿制学校那“极度野蛮”的文化。也许是为了应付寄宿制学校的生活，他开始画素描，画油画，写诗歌。如果艺术注定要被当作武器来使用，就像他后来所声称的那样，那么他最初转向艺术却是用于自卫。通过想象，感知得到延伸；通过经验的重述，无法感知的事物得以成型。

伯格也饱览群书：哈代、狄更斯、莫泊桑、契诃夫、海明威，还有包括克鲁泡特金在内的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的经典作品。14岁时，偶然读到自由出版社（FreedomPress）发行的三本小册子之后，他甚至开始同赫伯特·里德（HerbertRead）通信。赫伯特·里德是诗人和评论家（他在《约翰·伯格的三重生命》后文还会出现），伯格请求他点评自己早期写下的一些诗歌。里德的回信是批判性的，但也给伯格带来了鼓舞。好几个月，伯格都把这些回信揣在口袋里。很久之后，他俩会在报刊的读者来信版面针锋相对。

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伯格在圣爱德华学校的生活到底有多痛苦，只知道他后来称其为“法西斯般的训练——为了把他们训练成为军官和施虐者”。年，外部世界的反法西斯战争如启发。伯格人生中第一次尝到了独立的滋味，既是创造力上的独立，也是现实生活上的独立，但他同时也尝到了危险的滋味。居住在战时的城市，他只能与一位同学在一间窄小的供膳食的家庭宿舍断断续续地住着。这位同学是一位年轻女士，伯格后来承认这是他的初恋。他回忆起年时曾说：“太多的事件接踵而至。那时候四处轰炸，也就意味着在那段时间里，每个个体都处在紧迫的生存状态之下，只可能有非常短浅的目光。接着是艺术学校，对我来说那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再然后是和这位女同学住在一起。并且，我想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可以开始为自己制造出的问题选择解决方案，而不只是为了应付别人让我做的事情而费尽心思。”

艺术学校、宿舍和战时的伦敦——这就是塑造了伯格青少年期的三个舞台。年，18岁的伯格参军。他接受了初步培训，但是在军官的委任过程中，他拒绝提出申请。在他后来称之为“愚蠢的小官僚报复行为”中，他被任命为非委任级别的长矛下士，并驻扎在训练补给站。他不用参加诺曼底登陆战，而是留在了北爱尔兰的港口小镇巴利凯利。在那里他与工人阶级出身的士兵在一起住了两年——这种经历对于他那种阶级背景的人来说并不常见。伯格后来回忆起这些士兵：“他们生命中的最初十八年与我完全不同，但我更乐意与他们来往。”与军队里面这些“其他阶层的士兵”交往，给伯格带来一个全新的写作理由：他常常提到，这些士兵中的许多人近乎文盲，他们把故事告诉给伯格，伯格为他们记录下来，寄给他们的女友和父母。无论真假，这就是他将为自己的大半人生所设定的角色。他设定了神话诗意一般的基调：他是士兵，但同时也是抄写员；他复员后，继续为穷苦工人发言。几十年后，他有时还开玩笑说，他去艺术学校上学是为了能整天画裸女；但是，在军队的资助下，他退役后进入了切尔西艺术学院，在那里他画了很多在铸钟厂和建筑工地工作的男人。

战时英国大后方和战后重建的集体精神，滋养了伯格早期的社会主义信念和文化信仰。多年后，他在一次电台广播中说：“上帝禁止我们通过制造战争来创作艺术，但我们确实需要某种使命感，一种团结的意识。”战后民粹主义消退，冷战时期草木皆兵，又加上年代初的压力延伸到美学争论上——选择抽象还是具象，自主性还是目的性，个人的还是集体的——从前的团结逐渐疲软，这时候，伯格放弃了作画，转向新闻界。

他开始为《新政治家》定期撰写艺术评论，很快崭露头角。到他接近30岁时，已被称为他这一代人中最耀眼的青年评论家之一：雄辩，精力充沛，但也咄咄逼人，有时甚至是个威胁。伯格在战争期间错过了战斗，但在杂志的文化版面中体会了战斗的滋味。那时候他说，“每当我用评论家的目光观察一件艺术作品，我总是跟随它的线索——阿里阿德涅式的路径绝不是笔直的——这些线索连接着早期文艺复兴、毕加索、亚洲的五年计划、我们的权力集团吃人的虚伪和多愁善感，以及这个国家最终的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有美学家跳出来指出，这份自白证明我是一个政治鼓吹手，我会为此感到自豪。但我的心依然是画家的心，我的眼也依然是画家的眼。”

这就是狂热分子、马克思主义鼓动家伯格的出生——也是六十多年后在官方讣告中纪念他的身份。这是他这么多年来立足和耕耘的一个身份，但也仅仅是他的许多声音当中的一个——是较大声的那一个。从最初开始，在他的向外反抗和向内探寻之间就存在着一种张力，从这张力之中，他最好的作品诞生了。“但我的心、我的眼睛依然是画家的”……这一立场的转变之中，包含了他一生事业里所有蕴含创作力的矛盾。

伯格非凡的个人魅力，让他在媒体上获得许多人的